在2007年的《医学与哲学》杂志上，一位叫王婷的心理学硕士，研究了《协和育才模式与创造性人格》。她在研究了协和的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之后，发现其中体现出来的开放性、灵活性、自我能动性，有利于培养医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度的自我肯定评价、强烈的内在动机、自主的认知风格以及丰富的情感，可促进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形成。创造性人格，是个体创造力的个性特征。而传统的灌输式医学教育方法、单一的考核形式，严重束缚了临床医学生的创造性人格。

“大学是高等学府，并非高中”。真正大学里的学生是一些个体，他们需要具备的最重要因素不是通过考试得到表面上的高分，而是——活跃的头脑、领会问题并提出疑问的能力、思维方法的掌握。他们在大学里学到的，取决于最终在多大程度上能转化成实际的观察、实际的沉思和对周围世界的实际理解。在老协和，那些优秀的个体进入校园，具备来自内心的主动，他们希望明晰自己，明晰职业内涵。这些学生不是作为整体的一群人，不是资质平凡的一群人，而是一些冒险“想成为自己”的个体。在这里得到启发和塑造，最终获得了能力，成为了自己，向着医学世界里的高远目标前行。

4.师道，照亮校园

奥斯勒在《行医的金科玉律》中有这么一句话，“在我的记忆里，每一位老师的言教与身教，无不真诚而鲜活，在黑暗中为我们点亮一盏明灯。”他还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跟大师接触，接其薪火，受其光照，或许从此茅塞顿开。

老协和对于进入本部学习的学生，实行的是“导师制”。因为学校规模小、学生少、师资力量雄厚，在学生初入临床打基础时，“导师制”的高度个体化教育形式，实现了“因材施教、精雕细刻”，同时在一对一的接触中，导师还以自己的个人影响力将学生的心智渐渐唤醒。据说在情况与“老协和”相仿的规模小、定位精英教育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本科生时期也实行导师制。那些“真诚而鲜活”的师道，照亮了这些名校的校园，是年轻人前行的明灯。

1942届的须毓筹，在协和本部二年级的导师是谢少文，三年级的内科导师则是王叔威。谢少文早期攻内科，后改为细菌学，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又有渊博的基础医学知识，讲课深入浅出、易懂易记。“二年级时我学写医学论文，谢老师是我的导师，他教我查资料、记笔记、做卡片、列论文提纲，随时回答我的问题并对我指点……我当时的论文题目是《猩红热的预防》。我查阅了许多参考资料，写了初稿，此时正值谢老师要出国考察。临行前，他逐字逐句地修改我的初稿，逐段地批示，最后给了一个启发性和鼓励性的评语。”

而她在三年级的导师王叔威，“博学多能，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他经常带我去病房检查分配给我的病人，核对我写的病历，复查体征。发现问题时，让我进一步询问病史，重新写病历。核对体检时，仔细而严格地教我视、触、叩、听的正确方法，启发我纠正自己的错误。他经常教导我要整体地看问题，通过现象分析内在的病理机制；在一个病人身上，最好用一种病解释所有的主要症状和体征，但必须实事求是，不得牵强附会。当他为病人作检查时，处处体现了对病人疾苦体贴入微的关心和严谨的医疗作风。他严肃而慈祥，鼓励我提问，他说：最好的学生，应该是最会提问的人，他希望我问得他答不出来。但当我提问后，他往往不是直接地解答，而是反过来问我几个启发性的问题，或给我指出一些参考文献，让我自己找答案。偶尔他会谦虚而坦率地说：抱歉，让我回去查查书，下次答复你。”

在德国的精神病学家、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大学的理念》中，提到大学中存在的三种教育模式：一是经院式，二是学徒式，三是苏格拉底式。

在学徒式中，学生感觉到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力量。师傅的人格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对他们施加着绝对的影响。

在苏格拉底式中，教育是一种“助产术”，帮助学生发掘他自身的潜能和力量。他被唤醒，意识到自身的潜力，他的前进动力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源于自身。在自我觉醒的过程中，浮现出来真实的自我。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教授和学生之间的结合含有某种苏格拉底式的平等意味，双方所看重的是标准的一致，而非权威上的等级。真正决定一个***威的，是非凡的才智，而非无知的平庸。我们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听命于一个共同的职责，彼此召唤以期达到思想与技巧的最高境界。我们的敌人是自鸣得意的满足和庸俗的姿态。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欲望，那就是接近那些为我们所崇拜的人。对那些以自身存在对我们产生巨大感召力的伟人的热爱，引领着我们飞升。”

他认为：在大学里，有两样东西从根本上将老师和学生整合为一体：一样东西是共同的召唤，还有一种是持续不断的压力，要求人们不辜负这一召唤的期望，证明自身的能力。

协和的“导师制”，既有苏格拉底式的“催产术”，也有师徒式中的“师傅的人格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起作用。

一位儿科教授曾如此指导一位协和三年级学生。当时是春天，有位患儿有上呼吸道症状，高烧，呕吐，皮肤有散在淤点，白细胞达8000/ml，中性粒细胞占85％,涂片可见革兰氏阳性双球菌。

教授：患儿得的什么病？

学生：化脓性脑膜炎。

——估计什么细菌引起的？

——肺炎双球菌引起的脑膜炎

——为什么？

——春天发病，有上呼吸道前驱症状，皮肤有淤点。

——脑膜炎双球菌应该是革兰氏阳性还是阴性？

——阴性。

——但查到的是革兰氏阳性菌，如何解释？

——不知道。

教授让学生尽早亲自给患儿做一次脑液涂片检查。第二天，师生又开始讨论。

教授问有何发现？学生答：查到了革兰氏阴性双球菌

教授问：为什么革兰氏阴性菌能染成阳性？为什么会出错？如何证实？临床上象不象肺炎双球菌脑膜炎？ 学生无语。

教授最后告诉学生：这个患儿得的确实是双球菌性脑膜炎，必须用磺胺嘧啶治疗。

在生动活泼的一问一答中，老师是活灵活现的科学探索的精神所在，老师助产了学生的思考，学生被唤醒，他可以看到老师身上如何为医的朴素形态，渐渐自觉地去发掘自己的潜力。这位循循善诱的教授就是著名的儿科专家周华康教授。

关于协和医学生的导师，一个常被学生们传说的故事就是初写病历时，连改十几次才能通过，最后常常是被导师改得面目全非。张安教授是1943届毕业生，他对当年写的第一份病历记忆犹新：写完后，交给导师钟惠澜。钟惠澜用红笔批阅，最后，通篇已经没有几个字是原来的了。但三份病历下来，钟教授的批改越来越少。

1953年秋，胡天圣在协和医院内科见习，邓家栋是他的导师。每两周，内科总住院医师交给他一个病人，他问病史、体格检查、化验检查、写好病历后，交给导师，然后由导师安排时间进行个别辅导。第一份病历完成后，他应约来到邓家栋办公室。邓家栋说：“你的病历写得很好，我们到病房看病人去。”在床边，导师向病人询问出了一些胡天圣没问出来的病史。当时这个病人有两个重要阳性体征：脾大及心前区有杂音。这令胡天圣的脸上火辣辣的。

邓家栋对病人体检后说：“脾刚可触及，你作为医学生，就能摸到，这很好。请你听听心前区有杂音，形容给我听。”

胡天圣听了三次，没能听准确。

邓家栋鼓励道：“再听听，我相信你能听出来。”

听完第五次后，胡天圣说：“这是二尖半闭锁不全吹风性辘辘样杂音”。

邓家栋说：“对啦，回办公室去。”回到办公室后，他表扬胡天圣：“今天对你来说是个良好的开端，我看了表，不到五分钟，你终于听对了杂音，这比叫你跟着我听十个不同病人的杂音还强，因为这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希望你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胡天圣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眼科专家。

吴阶平在上协和本部四年级时，内科学习以看门诊为主。一般要求每上午看三名病人，包括必要的化验。诊断之后要请教师复核。有一次，他看了一名肺结核病人，从病史、体征到病程，都很典型，他自以为认真记录了病史，查明了体征就够了，便去请教师复核。那天负责复核的教师是朱宪彝副教授。朱教授审阅了病史，复核了体征之后，问他有没有查痰，曾否查到抗酸杆菌。吴阶平回答没有查痰。

朱教授严厉地说：“你现在是四年级学生，就想简单化。明年做实习医生，一定更简单了。做了住院医生，还要再简单。到主治医生，自然更加简单了。”

吴阶平回忆说：“这顿劈头盖脸的批评使我无地自容。也正是这次，使我开始懂得了一个医生的主观分析不能代替客观实际的道理。直到今天，每当我谈到医生的成长道路时，总是再三地提醒青年们，要认真区别主观分析和客观实际之间的差别，并把它看成能否自觉成长的要点之一。”

在奥斯勒看来，一个高等学府的关键要素，“依我的看法，全在于人，在于人所珍视并传授的理想。”协和实行的“导师制”，折射的是这个学校期望提倡的师道。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在真正的大学里，大师云集，老师拥有着强有力的灵魂、令人追随的风范，他们结成对抗那些来自社会的庸俗力量的堡垒，开创着新声音，成为一个社会的精神制高点。学生在与老师一对一的对话、交流中，渐渐被触动、唤醒、成形。

而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历史的素描》中说：“师道的影响力在于某些方面可以使一所高等学府形同多余，但无论如何，学校绝不能少了师道的影响力。有师道才有生命，若没有，也就一无所有了。师道对学生的影响力如果失去了应有的地位，用不着其他的因素，学校也就形同支离破碎，陷入危殆，遭到淘汰。少了师道的影响力，一所学校也就进入了北极之冬，只会沦为一所冰封、石化、铁铸的大学。”

协和师道不仅限于导师，还在于照亮校园的其他老师，有时他们的一句话或是一个讲座，就能将年轻人的火点燃。比如，在吴阶平的协和回忆文章中，有一节叫做“有准备的头脑”，讲述的是协和内科教授斯乃博、外科主任娄克斯对他的影响。

斯乃博教授是我最佩服的学者之一，他知识渊博，善于表达。他讲话和分析病例时，总是中心突出，层次清晰，逻辑性强。他那篇题为《有准备的头脑》的演讲，紧密联系实际，旁征博引，说服力很强，至今我都记得，可以说是终生受用。联想到自己四年级当“器械员”时的一次实践，更是体会深刻。

1940年我在四年级时，曾担任“外科代理实习医师”，这个职务可以极大地发挥学生的能动作用，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在手术台上，实习医师做“器械员”，也就是位于手术者、第一助手、第二助手之后，职责是术前准备器械，术中为手术者及助手递送器械。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重要的角色。

一次外科主任娄克斯做一个大手术，患者正是我分管的病人，所以由我来担任“器械员”。为此，我做了认真准备，不仅参阅了《外科手术学》的有关篇章，还到病案室翻阅了主任过去做同样手术的所有记录。我认为只有熟悉手术的步骤和术者当时的意图，才能及时递出需要的器械。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我这个“器械员”配合得也很默契。最后，做手术切口缝合时，主任回过头来问我：“大夫，你以后准备专修哪一科？”我回答说：“准备修外科。”他和蔼地说：“我意识到你应该学外科。”这是对我的嘉奖，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听了斯乃博的演讲，更深化了对“有准备的头脑”的理解。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处处要做有心人，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毕业五年后，一定要超过一般毕业十年的医生的水平。

协和妇产科专家杨秀玉曾说，影响她做出一生中职业选择的，是林巧稚第一次给她们上课的第一句话：“受精卵比米粒还小得多，在母体内遨游一周，就长成一个孩子出来，这里面有多少奥秘需要探索。”这一句话，激起了一个女医学生对生命的好奇。就在那一瞬间，杨秀玉决定了，要去妇产科。那时的杨秀玉，是协和医大八年制的六年级学生。据说，林巧稚从美国芝加哥访问回来，在老协和的阶梯教室十楼223室讲演，用英文演说近两小时，却唯独没有一个“我”字。1964年来协和的妇产科大夫郎景和感慨道：“何止是讲演，她的八十二年生命历程，也只有妇女和儿童，唯独没有她自己。”

有一次，钟惠澜教授巡视张乃峥管的一位斑疹伤寒患者，“他突然问我：传播斑疹伤寒的虱子的学名是什么?我无言以对，众目睽睽之下感觉非常窘。他申斥说：‘你就满足做一个能开处方的医生吗?你不该有点预防观点，知道点流行病学吗?怎么才是一个真正好的内科医生呢?’钟惠澜教授的严厉是出名的，那次我虽冒了一头汗，但那虱子的学名终身不忘，也使我知道了一个好的内科医生该是怎样的。”

1933年来到协和医院实习、后来成为院士的吴英恺，多次谈到，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功，需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名牌学校，二是名师指导，三是个人努力。在协和，在每一代人的努力下，师道的真诚和鲜活，一方面在于传承，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它相对持久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是重视教学的气氛。

1939年的吴英恺，已经是人人艳羡的协和医院的外科总住院医师，他被挑选参加了食管癌治疗研究组。在查阅了三十年来有关食管癌外科治疗的所有文献后，他认为最新成就当数美国芝加哥大学报道的“经左胸腔切除食管癌并在胸内做食管胃吻合术”。当时的外科主任娄克斯，同意他的观点，他们选择了一位食管下段癌患者，准备进行这一手术。手术前夕，娄克斯患了重伤风，他对吴英恺说：“我相信你能胜任这一手术！”年仅三十岁的吴英恺，鼓起勇气接受了这一安排，并参照文献里描述的做法，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第一例这种类型的手术。

后来吴英恺也成为协和的老师，早年与吴英恺一起工作过的大夫，都会说到查房时他那出了名的“严”：病床必须是洁白平展的，小桌布必是重新换过的，外科病人皮肤上不能有胶布的痕迹，住院总医师对于自己管理的几十个病人从年龄到红血球、白血球计数等必须对答如流。他要求年轻的外科大夫，切皮是一条完整的直线，缝合每一针和每一针必须均匀流畅。

王爱霞1956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来协和医院工作。那时的严师中，张孝骞是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张主任查房的严厉会让学生吓得直哆嗦。他常就某一个疑难病例或他感兴趣的病例突然发问。在张老手下做总住院医是一点都不能偷懒的，内科所有病床的疑难病例情况都必须了如指掌，对各项化验检查结果倒背如流，这样才有可能不被张主任问倒。”

王爱霞那时“虽然经常挨老主任骂，但感觉那个阶段是自己成长进步最快的。”她有空就到病房看病人，仔细查体不漏过任何细节，拿证据说话，语言简约精炼……王爱霞的这些好习惯就是在那时的严格要求下形成的。她是在年轻时就受到张孝骞欣赏的为数不多的几位才女之一。王爱霞后来也成了一位让学生又怕又爱的严师，她给学生上的第一课是“要把病人的生命看得最重”。在她管理协和内科期间的一些住院医、总住院医，现在都已成为协和内科的各专科骨干，他们有的当年看见王爱霞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绕道走，有的现在提起来还总说“真可怕”。

现在已是普通内科主任的曾学军说过：“她有敏锐的临床观察力，总能抓住问题的关键，然后一针见血地解决问题。她会透彻地讲清楚整个事情的过程，即使没有犯错误的同学也能从中学到经验和教训”。曾学军清楚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夜，王爱霞带来面粉和馅儿，在感染内科的实验室桌上铺了张白单子，和住院医们一起包起饺子。除了严厉，王老师其实还很慈爱。

在老协和，不论医学院还是在医院，都充溢着师道。医疗、科研和教学的结合，是这个医学王国里一个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原则。最好的医疗、科研人员，同时也应是首选的教师。这位老师也许在教学上并不特别优秀，但他能引导学生接触到真实的求知过程，引导学生接触到科学精神，而不只是接触仅凭记忆就可传授的僵死结果。对于学生来说，导师是生动的医学科学探索的精神所在。在和他一对一沟通的过程中，学生可以看到求索精神和知识存在的朴素形态。

林巧稚就特别重视教学。她每天早晨和总住院医师巡视产科病房时都要问，昨天生了几个，叫了实习医生没有？为什么没有叫？如果在查房时看不见实习医生，就要问实习医生去哪儿了。有一次，她甚至亲自拿了一个手术标本去找已经由妇产科转到内科实习的学生，让他看他管过的病人的手术标本。那时的协和教师选择很严，讲课的大部分是教授，少数是高年讲师。新教师要预讲，有的人讲几次才通过，有的高年讲师(相当于副教授)因为讲得不好不能上讲台。

在1957年张孝骞上书建议恢复协和长学制的信中，有一段提到教学相长：“有人问，恢复医学院会不会妨碍研究工作？从教师的时间上来说，教学诚然是个负担。但只要安排得当，并且多发挥讲助人员的力量，教授在主持教学的同时，应当能够用很大一部分时间从事研究。过去‘协和’不就是这样做过吗？从教师本身提高来说，通过备课、授课及与青年学生的接触，一切教学人员都可以收得教学相长之效，这对于研究不仅没有矛盾，而且能相得益彰。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都乐于在高等学校义务任教，就是这个缘故。科学家的修养应当建立在‘博’与‘渊’的基础上，而这样的基础，不是仅仅通过比较局限的研究就可以打好的。”1959年恢复八年制后，身为医大副校长的张孝骞，他领导的协和内科特别重视教学，他要求给每个学生配一名副主任医师，以作为“导师”。

历史上的“协和导师制”在一一对话的教育中，发挥了“催产式”和人格力量的双重教育作用。协和医大从2005年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本科生导师制，为所有进入临床阶段的医学生指定了导师，指导不仅限于学术范围内。类似的导师项目(mentorship program)在哈佛医学院也可见到。如今，“导师制”是否仍能够弘扬“真诚而鲜活的师道”，是否仍能照亮协和校园？在2005年第一期的《协和院报》上，有这么一篇文章提到：希望重新建立一个有协和特色、协和水平的导师制，而不是建立一个随便什么学校都能轻易做到的形式上的导师制。文中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协和医大的导师，究竟要“导”什么？

导师制就是要通过导师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把协和的优良传统点点滴滴地渗透到医学生的血脉和心灵中，成为指导他们终身医学实践的基石和准则，使他们成为具有协和特有作风和气质的人。

导师究竟要“导”什么？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导人生的追求和价值观，导精神和品德，导工作作风，导思维模式，导对科学对事物的洞察力，并通过对学生的指导，使学生看到导师的思想境界和人格风范，引为终身的榜样。给导师一个学生，就像是给雕刻家一块玉石，让他把玉石雕琢成一件精致的艺术品。因此，导师制的成败，不仅受导师经验和技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导师对自己职责的认识以及对协和传统理念的理解。

……

现在时代不同了，教学模式改变了，学生人数和思想状况改变了，教师的组成和价值观也在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协和的导师制究竟应该怎么办？我认为，协和导师制的主要任务仍然应该是把协和的教育理论、文化传统、作风精神通过导师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传给年青一代，使协和的生命得以延续并永葆青春。

像身处的这个大环境的每一种演变一样，今天的协和师道已与往日很难相比。不过，还是有一些年轻人，仍然在协和被感动、被触动、被提升，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成为那么好的医生。比如，一位刚来协和的年轻人，参加了一次协和消化内科的大查房后在博客上大发感慨：

下午专业组查房，消化科真的是大牛云集，而且美女云集。虽然15楼4来报病历的研究生被骂得很惨，但当时我怀着“不要对挨骂抱有偏见”的思想认真听取了教授们的训话，深切感受是：真的是句句在理，让人心服口服。心想这样的骂多挨挨，进步会很快的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是在骂我的缘故，抑或是对大牛们的敬仰如滔滔江水，挨骂的难受早就冲走啦。

给我们上UGIB的那个老奶奶，当时老是拖堂的，今天去才觉得好厉害啊，实在很仰视她。反应巨快，思路巨清晰，分析病历的特点，抓住一个很复杂的病的关键点，一说我就觉得一个没头脑的病例就豁然开朗了……然后对那些国际上最新的进展、动态都了解得很清楚，一直讲到别的教授都问她“你在哪去学的这些新东西啊？”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对病人也很负责任。有一个病理，病理科不愿意出报告，她就一直教育主治们，把病人的病情搞清楚，治好才是最重要的，还自己去把那个病理拿来要亲自去找病理科看。结果最后发现其实病理科已经看过了，然后继续教育我们照顾病人要仔细……当时感觉他们真的好为病人着想，那么忙的专家还要亲自跑病理。实在是，高山仰止啊。

还有号称协和四大美女的Kmm，那个温柔啊。给病人查体好标准，而且特别体贴病人。我还看到她先查完一个怀疑有肝炎的病人以后专门洗了手才去查下一个病人。如果医生都是这么好的，估计病人都多喜欢我们去查体的……难怪人家是专家呢。

还有好多专家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不一一说了。进医院之前，总是听好多人说进了医院会好失望，会和想象的差异很大，都会对以后要不要当医生很动摇。结果自己一来分到消化科，就觉得超乎想象的好啊。好想好想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那么好的医生。
5.毕业之后的“宝塔尖”

20世纪初，“住院医师制度”是由欧洲传入美国的新生事物。这一制度后来很快植入世界各个国家的医生培养体系之中。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临床医生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医生所服务的是生理或是心理失去健康状态的人。要想服务于人的健康，所需的本领仅靠在医学院的学习是不够的，更多的是实践。一个年轻人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之后，他连带选择的也就是——终身的学习。而在学校的学习结束后，必须至少花三到五年的时间，在一个良好的、真实的医疗氛围中，在有经验的医师指导下，对病人“全面全程负责”：随叫随到，不论日夜，及时掌握病人变化，在实践中逐渐趋向成熟。这段时间，就是每个年轻医生应该经过的“住院医师”阶段。

住院医师制度的最初提出，有一个说法是创始于19世纪末德国柏林大学的兰根伯克教授(Langenbeck)，后来美国的外科教授霍尔斯特德引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任外科主任，就是这位外科教授当年培养过的住院医生。作为最优秀的医生培养经验，“住院医师制度”在协和自然也落地生根。

张之南教授在思考协和本科教育时，曾说：“所谓精英教育不是说学生毕业时就是精英，而是指本科毕业之后，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继续提高发展成为某一行业的优秀人才，这就要求有良好的继续教育”，而北京协和医院作为协和医学院的教学医院，“除要积极参与本科生的教学之外，搞好继续教育也是义不容辞的必然任务，首要的是加强住院医师培养的制度与实施”。

在《在临床工作中学习和应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体会》文章中，张孝骞这么写：“首先要学好临床基本功，要锻炼观察能力，养成全面观点，掌握临床思维方法。只有基本功过得硬，才能真正深入临床实际。”他强调在医学生毕业之后，应该“有一个扎扎实实的住院医师培养阶段”。直到晚年，他在1979年1月4日的日记中，仍写道：“上午上班，交班会后与方圻、陈敏章谈了医院今年关于医疗质量和培养住院医师的看法，希望他们对此能影响院领导，起一定的作用。大略三条：（一）住院医师二十四小时负责制一定要彻底实行，因而15号楼四层必须用来做住院医师的宿舍。（二）现在护士人数太少，为了提高医护质量，护士必须增加。等护校的毕业生来不及，可多招收护理员，在工作中培养。（三）本年度招收的研究生作为住院医师培养。”

在现代教育理念中，注重的是三大要素的有机结合：知识、能力和态度。“医院即学院”。协和医院采取的住院医师制度体现的是医院中的教学方法——“在干中学”。这时的住院医师，具有双重身份。既属于医院编制的正式职工，但从成长角度看，又是一个需进行毕业后教育的学生，一个处在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学习阶段的学生。

在老协和，住院医师的吸纳，不仅有本校学生（比如林巧稚、诸福棠），也接受其他医学院校的优秀毕业生（比如张孝骞、吴英恺），形成了泛意义的“老协和”。那些来自其他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不管做过几年临床，都要先担任一段实习医师，再转为住院医师。他们虽不是协和毕业生、但在协和做过住院医师和总住院医师的医生，和那些经历过协和医学院教育的具有等同的协和意义，领会的是相同的理念和精髓。

虽然老协和以“严格”著名，但在执行住院医师制度时却不拘一格。可以接受住院医师训练的，并不局限于临床医师。微生物学家谢少文教授，就在协和医院接受过临床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的训练，他讲的微生物学深入浅出，紧密结合临床。在抗美援朝期间，他出任了反细菌战的首席专家。在“住院医师”阶段打下的扎实的临床医学基础，使他能在微生物学领域走得更远、更广。可惜在今天，临床与基础的结合已没有昔日的紧密，对于基础科学来说，“住院医师”是一种看上去奢侈的培训。

老协和的住院医师制度，可以不局限在同一个专业，可以跨学科担任住院医师。林巧稚曾要求妇产科的骨干，必须要有内、外科的基础。她曾经派尤娴玲到内、外科各做半年住院医师再回到妇产科做住院医师。病理科主任胡正详，则把手下的年轻骨干，派到内、外科做一到两年的住院医师，以使病理学和临床医学结合得更加密切。

所有的这些形式，说的都是三个字“基本功”。在谈论医学成才之道时，老协和人邓家栋提到，“我主张临床医学要有宽广的专业基础。我在做住院医师期间，有机会(按当年协和医院的制度)轮流到内科各专业组的病房工作，接触到广泛的各种内科方面的病例，后来才以血液学为我的专业。在我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我从不后悔在内科其他专科所花费的时间，因为血液学与内科各专科都有密切的关系，较宽广的内科基础对我从事血液学是很有好处的。”

那时的住院医生，常年住在医院中，医院几乎就是他所有的生活空间，虽然条件很好，但任务繁重，也基本没有业余生活，真正是：必须在年轻时就耐得住寂寞。从协和“住院医师制度”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的猛烈程度，也能看出它的特殊之处。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协和“住院医师制度”被认为是“重业务，轻政治”，“二十四小时负责制是不人道的”，“引导青年走白专道路”，“激烈的人才竞争助长了资本主义思想”。到了60年代初期，重新评价老协和的工作制度，开始恢复住院医师制度。到了“***”时，再次中断。

旧时协和的住院医师宿舍，设有文娱室，有英文的书籍报刊，一台大收音机。可以打桥牌。院内五个网球场，冬天有滑冰场。小礼堂周日上午有礼拜，有时有文艺演出。住院医师双人间，住院总医师为单人间，有电话，每人一写字台，一台灯。屋内有壁橱和柜。每人发四件制服，裤子七条，包括内衣、手帕。统一由医院洗衣房浆洗。夜间皮鞋放在门外，第二天早晨上班时，已有专人将鞋上油打光。除了这样的生活条件外，在协和的环境之中，“协和三宝”保证了住院医师的学习质量，保证了一定的病床数，图书阅览，病案资料。在此之外，最重要的是来自高年资医生、教授的指导和教学。当时，住院医师很少有结婚的。每年6月末7月初，是结束住院医师任务的时间，也是年轻医生选择结婚的时间。那时的协和还有一条硬性规定：女医生不能在担任住院医师期间结婚，以免耽误工作。

吴英恺在1933年7月初从沈阳来到协和医院外科做实习大夫，以后又接着做助理住院医师。“医生个个白衣笔挺，皮鞋光亮。宿舍楼道里有电话，二十四小时有服务员，不分昼夜接电话找人。每日三餐，伙食丰富，下午4点和晚11点还有两次茶点。夏天常供应冰激凌。宿舍楼有文娱室，院内有五个网球场，生活条件可称高矣。只是工作紧张，任务繁重，不折不扣的二十四小时负责制，行踪要便于找到，外出要请假并找人代理，有事找你（电话及灯号）半小时找不到，第二天院长就要找你问话。这样的事情一年发生一两次还可以，太多了下年就有被解聘的危险。”

吴英恺回忆说，年轻大夫的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二小时以上，“做实习医生负责二十名住院病人的基础医疗工作，做助理住院医生要管理三十到四十名住院病人，每天既要早晚两次巡诊，还要有事随叫随到。此外每周上午参加三四次手术，下午五次门诊，还要挤出时间上图书馆查阅文献和期刊。”

最令他发怵的是一星期一次的全科大巡诊，如果选择自己的病房，就得准备好几天，因为巡诊报告、病历报告、回答问题全得用英文，“当时我的英语远不如协和毕业生熟练，只好先做准备，将病历简要写好，先在小屋里熟读，达到不用稿子应答。”他把病人的主要X光片选出来，贴在窗子上。做住院医师“真苦真累”，在这样的高强度工作下，吴英恺刚到协和工作还不到3个月，就体检发现肺部有活动性肺结核，当时叫“肺痨”，只好到西山疗养院疗养。

在张乃峥做住院医师时，“一周休息半天，每两周休息一个整星期天，其他时间除宿舍外，都花在病房、门诊、图书馆和实验室，此之谓二十四小时值班制。我从做住院医师起即开始作实验室研究工作，白天忙于临床，晚上把收集来的血标本作血清学研究，直至深夜。我的第一篇科学论文，也是钟惠澜教授认为最得意的论文之一(黑热病补体结合实验，后被国际上称为钟氏试验)，这是在我做完第二年住院医师时完成的”。在他做住院医师时，一个人管十四五个病人，主任巡诊时，“病历挂在病床前，报告病历、回答病情全凭记忆，唯恐有疏漏。勤奋锻炼了记忆力和精炼扼要的表达能力。”

对住院医师的教育方法，不同于在校学生，也不同于职工。在协和，主要采取的是结合实际工作进行讨论的形式，或是认领一个问题，进行文献和病例检索后综合分析并作报告。林必锦说：“我们对于这种学术座谈会印象深刻。我离开协和以后，曾遵循这种方法，继续进行学习。天津早年没有图书馆，我就常常托人到协和图书馆代借书刊，两星期后又托他代还。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自学的。” 老协和经常会有各种学术报告，比如内科斯乃博教授在10楼223讲课，总是座无虚席。生理学家坎农和卡尔森教授，胸外科前辈埃乐斯教授都到协和来做学术报告。医院内一有尸检，全院各处的灯号就会打出444，医生们看到这个灯号，就去看尸检结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医院的尸检率达到死亡例数的半数以上。

住院医师还参加各种类型的查房，这是实际学习的好机会，具体包括：

责任医师查房：直接负责病人的实习医、住院医定时查看自己所管的病人；

病房主治医师查房：每天例行查房，检查病情，检查住院、实习医的工作，提出修改意见，结合实际病例进行床边教学，是言传身教、影响下级的重要一节；

总住院医师查房：在全科范围内重点查房，通过查房指导住院医、实习医处理危重和疑难病人，结合病例床边教学。也可以是科内跨病区的查房，不同病区的住院医相互学习；

科主任查房、科内大查房：结合病房实际，进行专业内的诊疗方案的讨论教学。在科主任查房时，住院医师哪怕是头一天刚接班，也必须熟悉病情，流畅地把病历背出来。

全内科或外科等全院性大查房：对特殊病例、跨学科病例的讨论，以进行教学……

除了查房之外，还有各种临床讨论会。比如术前、术后讨论会、出院病历讨论会、死亡病例讨论会、疑难病例讨论会。在这些讨论会上，用随诊的结果和手术结果来检验自己原来的判断是否正确，总结吸取教训。

全院的临床病理讨论会，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好机会。张孝骞曾在他的日记中多次提到“临床病理讨论”（CPC）：

1983年3月2日：下午CPC（临床病理讨论），一例罕见的嗜酸细胞性肠炎，生前诊为淋巴瘤。病变主要在小肠，肠壁浸润增厚，引起狭窄（生前有不完全性肠梗阻），蔓延至系膜，也有粘膜溃疡。此外肝、脾、膀胱、淋巴结都有嗜酸细胞浸润。未提及心、肺情况。

1984年10月10日：下午参加全院CPC，一例肺腺癌，已有广泛转移，有两次脑栓塞（都是中脑动脉栓塞），第二次发生后死亡。栓子来源为非感染性心内膜炎的赘生物。诊断过程比较曲折，病理改变相当典型，很具教育意义。医大学生首次参加CPC，我作了简要说明，着重在CPC的重要意义，并略谈了CPC的创建历史。

1984年12月26日“下午参加全院CPC，一例胰岛瘤病人，血清VID，Somatostatin，前列腺素（PGE），胰高糖素都高，特别是生长抑素，患者有腹泻、低钾、胃酸缺乏（WDHA,或Veron-morrison综合征）；同时血脂升高，胆囊增大，又似与胰高糖素有关。患者死于肝转移，肝内上述激素含量更高。此例，临床和讨论会水平都很高，我建议及早写出登中、英文杂志。

住院医师除了“学”之外，还有带教实习医师的任务，在“教”中又增加了“学”。作为教学医院的协和医院，“治病救人”和“教书育人”是并行的两个永恒主题。谈到协和育才之路，方圻教授和戴玉华认为：“出成果”和“出人才”这两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重视出人才，才能不断出成果。老协和对住院医师的教学工作，要求也很严，要负责给实习医生改病历，床边带教如何采取病史、体格检查和如何进行各种技术操作。晚查房是住院医师的教学园地，这时，他要结合病人提问、讨论、讲解，教给实习医生如何值班、如何处理紧急情况、如何开医嘱。在住院医师这个培训阶段，那些积极参与、认真思考的医生，成长就会很快。在技能之外，他们还开始进入病房的管理角色，开始技能之外的交往、协作、医护配合。

住院总医师，是协和的住院医师“宝塔尖”制度的尖端，责任最重，工作最辛苦，锻炼也最全面。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务，在一年的任期之内，他是直接在科主任领导下工作，帮助科主任安排全科教学，包括教学巡诊、临床示教、临床病理讨论会，安排全科大巡诊，陪同主任去各病房会诊，负责全科的助理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的工作。在这一年中，他能全面提高业务和医疗行政能力，是科主任的得力助手，人称“下班后的主任”。

1937—1938年在内科担任总住院医师的王季午说：“作为住院总医师，不但对自己要以高水平严格要求，以身作则，作出表率，而且对各级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也要加强指导和培养，使整个医师队伍呈现出高水平的阵容。”

1936—1937年担任内科总住院医的邓家栋回忆：在内科每周一次的大巡诊之前，“总住院医师要从各专业组(那个时期，内科还包括内科、儿科、神经科和皮肤科)、各病室选出具有某些特点的病例，经主治医师同意，内科主任认可，先行公布。所选的常是较复杂和疑难的，或是罕见的病例，或在诊断和治疗中有不易解决的问题，或有某种新的经验教训值得学习和重视等等。”

“当我还是总住院医师时，大巡诊后常要陪送内科主任狄维德教授返回办公室，在办公室他总要问我对大巡诊有何评论，实际上也是在考验我。针对我的意见和问题，他会说出他的看法。他对会上的发言者，特别是青年医生，例如报告病例的实习医师和参加讨论的其他人的表现，有表扬，有批评。这对我常常也是很有教益的。”

1933—1935年在妇产科当过两年住院总医师的林崧大夫，日后说：住院总医师生活真是辛苦、劳累，但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使我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能够自如地应付繁重的临床工作。”

曾任外科住院总医师的吴英恺说：“任住院总医师的一年，工作负担沉重，但也确能得到全面扎实的锻炼和考验。经过这一年，在临床外科训练上来讲，真好比过了黄河，越过了长江，无论急病、慢病的处理，总是胸有成竹，手有技巧，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工作本领的、又有发展前途的外科医师。”

后来，吴英恺在自传《学医行医传医七十年》中传授自己的为医经验：“外科医生学习的重点之一是手术。我在做实习医生、住院医生的年代，对自己做手术的欲望不大。但在做器械士及第二助手以至后来担任第一助手时，我注意术者如何决策，如何一步一步地操作，从中看到、学到许多基础原则和技术方法，特别是在发生意外困难时，如何突破难关，化险为夷，其中学问很大。对于较复杂的病情，我在初学时期多请上级医师手术。当我做完总住院医师的时候，我个人的手术记录在同年代同行中可能是为数较少的一个，但我担任主治医师工作时，我在手术方面，不但感到困难较小，而且经我手术的病人，不管是胃肠肝胆手术，还是乳腺、甲状腺手术，患者恢复之顺利和并发症发生率之低，使同行们感到惊异，也得到科主任的格外信任。从中我悟出一条，多看、多思、多帮，最后达到多能”。“学手术不掌握规律，不练基本功，只想多当术者，早当术者，违反了学习和实践的规律，其后果是手术原则掌握不准，技术操作不精，终身不能成为上乘的外科专家。” 但这条经验，至今有许多青年人不能理解。

可惜的是，如今被列为“协和三宝”之一的“住院医生培养制度”，因为各种原因，已名不副实。有人给我讲了一件最近的事。病房里一病人有情况，到处找值班住院医，但找了半天没见人影。后来只见那年轻的住院医提着包，风尘仆仆地赶来，一问，原来是出门办住房贷款了。一位老协和人有点无奈地说：“这也不全怪罪医生，时代在变，制度在变，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变，对医生职业的理解也在变”。

近年来的协和医院，在住院医师培养中也曾经有过一些努力，比如恢复住院医师二十四小时负责制，但因缺乏管理、考核措施，难达预期效果。2006年，在一次“专科医师培养模式和标准”的研究课题会上，通过了制定住院医师培养、专科医师准入的“3+X”的专科医师/住院医师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将住院医师规范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培养专科医师阶段，培养时间为三年；第二阶段为在专科医师的基础上，培养亚专科医师阶段，培养时间一般为两年。在2006年14期的协和医院《院报》上，当时协和医院的“住院医培训项目”主任方秀才发表《解读3+X：住院医师/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

我院的住院医师培训工作历史悠久，住院医师培养已成为老协和的传家宝之一。“传、帮、带”和“住院医师二十四小时值班制”为协和和医学界培养出许多医学精英，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传承协和的传统努力工作。

但由于社会因素、临床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引入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近些年来，我院的住院医师培养工作也出现了明显的滑坡，这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必须花大力气来抓住院医师培养；在住院医师培养和本科生教学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主治医师的临床和教学能力也急需提高。

在九十年前，协和在中国率先提倡的“住院医师制度”，是为了培养具有临床思维的真正医生的起点。但今日有些医院在复制住院制度时，已走上了变质的道路。一位来自他院的年轻住院医生，在网络上叙述了自己的经历，他把住院医师归为“新一代的弱势群体”。在他眼中，住院医师制度，“美其名曰是要提高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这种医院和医学生的关系不是劳动合同关系，不是师生关系，其实质是某些大医院为了招募廉价的劳动力，对新一代医学生残酷的剥削关系。”

一、参加培训的住院医师的收入极低，纯粹一个民工工资，可能有时连民工工资都还不如。

二、参加培训的住院医师没有医疗保险等基本的保障。曾经有一个住院医生得了阑尾炎，在自己工作的医院却不给手术，原因是没有交纳住院费，试问我们又从哪里来钱交纳昂贵的费用？最后还是全体住院医师的愤怒才换醒了院长的点点同情。

三、住院医生制度人为地将人划为三六九等，同样进医院的，同样是大学生，可地位完全不同。因为我们不是正式职工，所以我们没有该有的权利。

四、住院医师制度没有真正起到培训的目的。住院医师在这里只是一个管床的人，一个写病历的人，一个开化验单的人。原因很简单，住院医生不是医院的正式职工他会真正培训你吗？很多的培训都是形式化，真正的技术性的东西你是没办法学的。

这位年轻人通过自己的经历而得出的结论，也许会让社会大众错愕：“学医很亏！发现多读一年不算！和其他同龄人比起来，经济损失随着年限加长要以万为单位!”

实施宝贵的“住院医师制度”，不是仅仅恢复、复制形式而已，而是真正珍视医学生毕业后从知识向能力转化的关键教学过程，它需要的是老协和“医院即学院”的大理念和环境条件，也需要强有力的客观物质保障。